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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港人参军不会很多 媒体称复杂性科学引发军事作战理念质变

来源:http://www.ngeb.net 17/06/11 博彩网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正式成立

  7月15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王文立的署名文章《军事理论创新应拥抱复杂性科学》指出,理论上的滞后是最大的滞后,也是最可怕的,会产生思维代差。复杂性科学在军事领域的影响,最根本的是引发作战理念的质变。

  文章首先提出,当前,全军上下都在大抓战法创新,其切入点是什么?应该怎么抓?从根本上看,战法创新源自作战理论的创新,而作战理论的根基深植于人类科技和哲学领域的先进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理论创新应对当前和今后极富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复杂性科学予以足够的重视,积极吸收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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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联日前提出的有关允许港人自愿服兵役的内容引发广泛关注。《基本法》里为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港人服兵役内容,港人参军入伍存在哪些法律和现实障碍,《环球时报》近日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维护国家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军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新建大校。他曾参与驻军法起草,对港澳防务问题有长期深入的观察和了解。

  港人不服兵役的历史背景

  环球时报:起草《基本法》时,为什么没有规定港人服兵役的内容?

  王新建:这个说来话长。港人当兵和香港要不要驻军、港人是否承担军费等有关香港防务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香港《基本法》之所以没有规定港人当兵,恰恰是因为港人在当时有这方面的意见。起草《基本法》时,一些港人提出港人不当兵、香港不承担军费开支以及要求不在香港驻军。当时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一些人对驻军有疑虑,而且这些疑虑最后形成带有一定代表性的建议,但他们同时认可香港防务是国防的组成部分,香港防务应由中央政府负责。

  在驻军问题上,小平同志是非常明确和坚定的,但关于港人服兵役和承担军费问题,中央做了大度的处理。所以《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防务由中央负责,驻军费用由中央政府负担,至于港人服兵役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当时也有另外一个基本考虑,就是驻军人员全部由内地派出,不在香港居民中招募。这一点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但见诸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当时港澳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公开谈话。《基本法》附件三中也没有列入国家的《兵役法》,所以目前香港现行法律是没有兵役制度这一块的。

  不过如果你认真研究《基本法》,也可以看出还是隐含了港人和澳门人应该承担包括兵役义务的军事性质的服务。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基本法》的第三章讲的都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居民的权利和自由讲的很多也很具体,只有最后一条谈到居民的义务,即有遵守在特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那么在特区实行的法律有哪些呢?一是特区原有的法律,二是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还有一部分是特区参加了的国际条约,其中就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八条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但是“‘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不应包括‘任何军事性质的服务’”。意思就是说,公民不得以“强迫或强制劳动”为由拒绝履行军事性质的服务。

  环球时报:港英时期,港人是否服兵役及承担军费呢?

  王新建:港英时期,香港华人加入驻港英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驻港英军的费用也主要是由香港纳税人负担。当时香港居民中的华裔人士把加入驻港英军、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一种职业选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加入驻港英军部队作为军人服役;二是受聘担任英军的文职人员,不穿军装,提供辅助性保障服务。我看到的资料,驻港英军正规部队中的华裔军人最多曾达到1600多人,而驻港英军的总员额长期基本保持在1万人左右,就是说,驻港英军中港人占到了10%以上。其中在驻港英军的海军中,华裔人士是最多的,在只有600多人的驻港英国海军中占一半;香港英军的陆军服务团基本上都是在港招募的港人。不过,华裔军人的军衔和职级一直比较低。我了解的情况,军衔最高的也就是上尉。华裔士兵主要从事警卫、驾驶、炊事、通讯、水手和翻译等辅助性工作。至于驻港英军中的华裔文职人员,最高达到3000多人。

  除了作战部队,驻港英军还有一些辅助军事力量,像皇家香港军团、皇家香港辅助空军和辅助海军等,香港市民也可以参加。这些辅助部队基本上和内地预备役部队差不太多。1997年前,香港英军辅助军事力量达到1.3万多人。

  文章称,从发展看,复杂性科学发展总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40年代,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理论,简称“老三论”;二是20世纪60年代,以协同学、突变论、耗散结构论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简称“新三论”;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分形、混沌、超循环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科学;四是本世纪的复杂网络理论。

  当然,这几种理论也还在不断地发展演变。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量子力学、相对论和混沌学这三大学科以及复杂网络理论,它们不仅从技术角度找到了困扰经典物理学难题的有效途径,而且从理论上颠覆了以往的“构成论”和“还原论”,转向“生成论”和整体论。比如,针对两个星球,牛顿力学能够精确到分秒测算出哈雷彗星的返回轨迹,但无法解决三个以上星体的运动轨迹问题,也无法解决渺观层面的夸克等微粒子运动问题,而复杂性理论却是解决这类疑难问题的金钥匙。构成论认为世界是由机械的零部件构成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层层量化和还原分解来解决;生成论认为世界是由自主适应能力的“生命”演化生成的,必须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解决问题。比如,中医就是从整体上看问题,讲究总体调理和阴阳平衡,但难以对付急性阑尾炎之类的急症;西医就是从还原论看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治不到根,难以对付疑难杂症。所以,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办法,这既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有机融合,也是突破构成论走向生成论的生动实践,这里面最深刻的还是世界观的转变,而世界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所谓“观念一变万事新”。

  文章表示,当前,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及应用,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火”。作为当今世界前沿学科和跨领域科学,复杂性科学研究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运用。美军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把复杂性科学应用到军事实践中去,直接引领和推动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个世纪的海湾战争,以近似电视直播的形式解读和演示了信息化战争的到来,给仍对机动力火力战抱有幻想的机械化军事专家以迎头痛击。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军相继提出了“并行作战”“先发制人”“基于效果作战”“1小时全球打击”以及“空海一体战”“网络中心战”“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等作战模式。其中,英国人詹姆斯?莫法特写过《复杂性理论与网络中心战》,设想运用复杂网络等原理建立起一个跨越全球的网络栅格,任何平台都可以与这个栅格连接,平台之间可以互换,由网络进行资源分配和优化,达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效能的目的。美国人杰夫?凯尔斯写了《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一书,定义了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模型,分析了网络化部队的特征,评估了网络化作战的效能,从复杂性科学原理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角度,展示了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给现代战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作战模式和指挥艺术的深刻变革。在其他领域,复杂性科学也得到极为广泛的研究和运用。

  文章提到,中国学者访美归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的书店和图书馆里,经典力学类的科学书籍都不见了踪影,而复杂性科学、复杂网络等随处可见。在应用方面,利用复杂网络原理解决大面积停电、森林公园起火、疫情传染等复杂性问题也是十分活跃。比如,美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多起大面积停电问题,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美国黄石公园的森林大火也是几个月不灭,损失巨大。类似SARS等烈性传染病扩散也曾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慌。而这些难题交给复杂性科学,人们通过基于网络建模,找到其中引发停电、传染疾病和引发火灾的节点,能够防止级联效应的产生,就能有效规避和防范这些灾祸。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对于复杂性科学研究探索还不够,实际运用特别是军事领域非常少,这方面特别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理论上的滞后是最大的滞后,也是最可怕的,会产生思维代差。

  文章称,学习复杂性科学,就能够提升层次,转变观念,以全新的视野看到曾经熟悉的事物,就会激发全新的思考,引发新的变革。

  复杂性科学在军事领域的影响,最根本的是引发作战理念的质变。通过转变现有模式,创新新的模式来涌现出新质战斗力。过去认为体系中最慢的部分决定整个作战系统的行动,现在认为最快的部分决定作战系统的行动和效能。过去的作战部署强调兵力集中,现在强调分散部署和效能集中,等等。这些新的理念,对于我们谋划战争、创新军事理论和战法必将起到强大的冲击力,特别是在思维层面,除了强化我们原有的战略思想、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传统优势,还要确立系统思维、设计思维、非对称思维、网络思维、前瞻思维、实验思维等六种新的思维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香港实行的是“三驾马车”的军政一体的体制,由港督、布政司和驻港英军司令组成殖民统治的核心班子。港督既是港英政府的最高领导,也是名义上的驻军总司令。在这个体制下,政府在军事上有发言权和一定的军事行政管理权。可以说,港英政府通过让港人参加驻港英军和接受军事训练,使香港市民的防务观念和军事能力不断得到加强。

  其中,系统思维帮助我们用系统理念和方法认识和把握世界,用系统的思维从全局上、整体上筹划战争和准备战争;设计思维强调要设计战争,设计作战新模式,比如,兵力要分布式部署,力量要模块化编组,运用要积木式使用,指挥控制要多中心或无中心等等;非对称思维强调在具备非对称优势的基础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网络思维强调分散布势、多中心作战、网络赋能和破敌体系;前瞻思维要求我们既要紧盯时代发展前沿,又要以超越一流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实验思维强调通过建模与仿真,探索组织结构、武器装备、作战指挥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规律。

  文章认为,这些都对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有好处。当前,应广泛开展这项研究,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力量,加强多方合作交流,让已有成果共享,少走弯路。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不能等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再去实践,应着眼我军建设的现状,边学习、边实践、边完善,不断深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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